当前,中国经济遇到一些困难,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增长已经见顶,后续能守住不下滑就是胜利。
也有人认为,经济依然会增长,但增速会逐年下降,过去那种让所有人普遍受益的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还有更悲观的预期。
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中国经济不仅远未见顶,而且让所有人普遍受益的增长,一定还会回来。
之所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正在改变。
一、增长动力的转变
过去,中国经济毫无疑问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
从投资看,伴随着城镇化率的迅速提升,那些年我们上马了众多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修建了无数的楼盘和商场,城市规模得以史无前例地扩张。
从2003年到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在20%以上,而从2012年到2014年,最低也有13.4%。
出口而论,我们更是实现了量、质齐升。2024年,贸易顺差干到了同样史无前例的1万亿美元,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的记录。
但是很显然,这些都已经不可持续了。
投资方面,房地产还在还过去的债,基建时代日益走向终结,曾经寄予厚望的新基建现在看来需求也没那么大,随着城镇化率逼近高点及人口拐点可以预见大规模城镇化的进程也已宣告终结,投资增速下降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上的。
2024年,投资增速只有3.1%,今年1-5月,不含农户投资增速也只有3.7%。
出口方面,随着产业升级的深入推进,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尽管面临发达国家更多的限制与壁垒,大概率还是可以继续增长的。
今年1-5月,货物出口增长7.2%,即是一个明证。
但是,长年维持高额贸易顺差(今年1-5月进口下降3.8%,顺差进一步拉大),会损害贸易伙伴的支付能力,因为钱都被我们赚来了,最终会反噬出口需求。
靠出口拉动经济,可持续性是存疑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转向消费拉动的增长路线。
换个思路天地宽。如果不从投资和出口的角度,而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待经济,那我们的增长极限就瞬间放大了:
“有房住”的问题是解决了,但“住好房”的问题才刚刚提上日程。
结婚率、生育率下降,不是因为青年男女没有了这方面需求,而是有重重顾虑(主要是经济上的)。如果能妥善解决,那婚育率就可以大幅提升,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立竿见影。
中国人的旅游消费还是偏少的。我算了一个账,如果14亿中国人每年都能外出旅游10天,人均每天消费500元,那就是7万亿元。这个规模,已经不小,而无论是天数还是消费水平,其实都还有继续提高的空间。
这些,都是增长的空间。
过去,我们的产业竞争力不强,如果过于依靠消费,意味着要给劳动者更多的休闲时间和更高的收入,在那个年代,无疑会损害我们的竞争力。
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制造在海外攻城略地、势不可挡,附加值也是逐年攀升。即使较大提高劳动者待遇,也不会降低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这意味着,提振消费,在理论上也完全可行。
事实上,去年以来,高层已经多次强调,要把提振消费摆到更高的位置上来。
比如今年2月10日的国常会,就明确提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要切实转变观念,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
3月16日,更是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举措,比如明确提出增加居民收入,可谓诚意十足、干货满满。
(链接:提振消费方案发布,消费时代来了)
综上,我们的结论是,随着增长动力的转变,中国经济必将呈现更大增长空间。
而不同于投资、出口天然地要求压低劳动价值以获得更强竞争力,消费则内在地要求提高劳动价值以增强劳动者消费能力,所有劳动者都将在此过程受益。
二、低速增长也是可以全民受益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经济增速也有5%左右,并不算低,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感受呢?
非要到过去那样增长7%、8%甚至更高,才有感受呢?
原因在于分化。
市场竞争中,不同主体的能力、机遇是不一样的,富人比普通人更会赚钱。
假设GDP总量为100万亿元,富人占50%;又假设经济增长5%,富人的财富增长8%——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就在于其比普通人更会赚钱。
不难计算出,社会财富增量为5万亿元,其中80%都到了富人手中(50%×8%:100%×5%=0.8)。
剩下的大多数人只能得到20%的增量即1万亿元,日子当然艰难。
如果经济增长是8%,假设富人财富增长是10%,那流入富人手中的财富就是60%(50%×10%:100%×8%≈0.6),留给普通人的份额是40%,增加一倍。
绝对值则是:100万亿元×8%×40%=3.2万亿元,是前例的3倍还多,当然好过许多。
有一个指标,叫基尼系数,用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情况。该指标介于0-1之间,数字越小,表示分配越公平。
其中0.4被视为一个警戒线:超过这个警戒线,预示着社会分配不公现象较为严重,需要下大力气解决。
而这个指标,我们已经有很多年都在0.4的警戒线之上了。
这一数值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
在高速增长的年代,基尼系数大一点其实问题不大。前述计算已经体现,普通居民依然可以有足够的获益。
但当增速下来以后,如果还有这么大的差距,那普通人就没得吃了。
从另一个方面考虑,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容忍较高的基尼系数,是因为少数人可以带领多数人把蛋糕做大,“你吃肉我喝汤”,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但一旦这些人不能再带领大家把蛋糕做大,凭什么还要维持他们那么高的份额呢?
任何人都不能一直躺在功劳簿上,对吧?
所以我判断,想方设法降低基尼系数,将是未来的政策线索之一。
这样的话,现在的基尼系数有多高,未来的成长空间就有多大。
在上述计算条件中,假设通过调节基尼系数,使得富人收入占全社会比重降到30%;又假设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到4%,富人的财富增速相应降低到6%。
不难计算出富人占社会财富增量的比重会降低到50%(30%×6%:100%×4%≈0.5)。
那么普通人能够获得的增量就是:100万亿元×4%×50%=2万亿元。
我们看到,哪怕经济增速由现在的5%进一步降低到4%,但随着基尼系数的显著下降,普通人获得的增量反而翻了一番。
以上计算过程并不严谨,但足以说明问题。
这就是分配的力量。
事实上,今年以来,“共同富裕”这4个字已经频繁出现在决策层口中。
比如今年2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20字赠语的最后5字即是:先富促共富。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过高的基尼系数一定会得到调节,届时,普通人得到的反而会多于之前经济增速稍高的时候。
三、解锁终极大招
发展经济,还有一个已经为很多国家证明确实有效的终极大招,那就是直接给居民发钱。
尽管争议很大,副作用也肯定有一些,但直接发钱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等,都采取过直接发钱的刺激手段。
这么多国家和地区都适用,没道理我们国家就例外。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顾虑,总担心会不会把大家养懒了。但现在,政策层面也出现了转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
之前向农民发放助农补贴,本质上还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还是从生产端着眼的。
这次的政策则开创了我国直接向居民部门发钱的先河!
国家层面的政策,目前还在制定之中。但地方层面,则早有多地已经实行了地方性的补贴政策。
力度最大的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最高可达10万每孩!
如果说,无差别向所有居民发钱可能确实是弊大于利,那么结合促进生育等特定政策目标,有选择性、针对性地发钱,那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促进生育是一个口子,如果通过这个口子尝到了甜头,可以预见,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口子。
如此,不仅能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对于那些特定政策的目标人群来说,国家直接给你发钱,你还说自己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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